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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未获诺奖,最令人沉重的是大家都来

2017-01-10 11:05 澎湃新闻 我有话说 字号:TT
 
 

村上春树

2016年10月13日,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为胜出者备上鲜花,一边为“落败者”准备好哂笑或同情。

2016年是村上春树第11年获得诺奖提名,最初的扼腕,屡经消磨,到最后,再看向这个须髭斑驳、华发丛生的67岁老作家,几乎感受到些许悲壮。

村上春树作品的译者林少华曾将村上的“屡战屡败”归咎于批判性与本土性不够。林少华认为村上的强项在于“追究个人心灵的深度与广度、追求人性中那些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而这方面的偏重,就必然以牺牲某些“政治体制考量”为代价。

2017年1月,村上春树出版新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如果说之前的写作,是村上作为“手持占卜杖的寻水者”纵身跳到内心的水域将已然存在的物语“从内心拽出来”;这次写作则更多是对自己进行条分缕析地勘探,是一番平实的认真的自我抽丝剥茧。

村上春树新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村上1981年动笔写《寻羊冒险记》,他谈到,《寻羊冒险记》的结构深受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影响,此外,菲茨杰拉德、雷蒙德·卡佛等美国作家的文章结撰方式都在村上的写作中留下印记。

除了写作上的因袭,某种程度上,村上也感受着他们思想上的感召,他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引雷蒙德钱德勒的看法来佐证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

“在一封书信中,雷蒙德钱德勒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道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林少华说村上君是冷静、低调、谨慎的人。《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单辟一个章节来谈论他对各类文学奖的看法,其中不乏大段的怨艾:

“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弄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

谈到更为久远的回忆,之前村上两度提名芥川奖又两次落选以后,村上春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

村上春树说:“其实就算我得到了芥川奖,可是,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还是眼下这副德行,我也肯定还是这样,三十多年来,大抵按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不管我是否获得芥川奖,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批读者欣然接受,照样让同一批人焦虑不安。”村上春树说。

“世上的人们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村上春树说。

比起令作品本身在文学奖的场域里摸爬滚打,更让村上春树痛苦的显然是看客的成见。

人生里的某些“神諭”时刻

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回忆:“1978年4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击球手)戴夫·希尔顿漂亮地将球击到左外场,形成二垒打。球棒击中小球时爽快清脆的声音响彻神宫球场。啪啦啪啦,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这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徒然冒出来:‘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

比赛结束后,村上就坐上电动车赶往新宿的纪伊国屋,买了稿纸和钢笔。那是1979年,三十岁的村上春树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了处女作《且听风吟》。

《且听风吟》书封

《且听风吟》入围新人奖评选最后一轮后,村上春树和妻子一道出门散步。走过明治大街的千驼谷小学旁,看见绿荫丛中趴着一只绿鸽。抱起来一看,好像是翅膀受了伤,脚上套着名牌。村上双手轻轻地捧着这只鸽子,把它送到了表参道同润会青山公寓隔壁的岗亭,因为那是距离最近的岗亭了。我们沿着原宿的后街小路走过去,受伤的鸽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颤抖。“这时我徒然想到,我肯定会摘取《群像》新人奖……这与其说是逻辑性的想法,不如说是出于直觉。”

写《且听风吟》时感受到的“舒爽”与“快乐”一直持续到他现在的创作,村上说:“我长年以来最为珍视的就是‘我被某种特别的力量赋予了写小说的机遇’”,“并且像保护受伤的鸽子一样珍爱地守护着获得的资格”。

村上春树对于写作这个事情的笃定与1978年看棒球赛时偶得的“神谕”有关,球在天空划过弧线的短暂时间,写小说这个念头突然就冒了出来。捡到鸽子的这个有点魔幻性的情节,则令村上靠直觉去笃定了写作这件事。

确认一件事情有时需要很久,但有时就需要一瞬间,莫名被鼓舞、莫名就体会到一件事情的奥义。

作家在丹·布朗在《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中讲述:5岁时,母亲用打字机帮我出我写的故事,并自费印了一本。这本书叫做:《长颈鹿,猪,大话王》。我在书中讲述了三个小伙伴的故事,用傻里傻气的语言。但这件事却使我从此迷上了写作这件事。

丹·布朗说:“我们一家人住在白山上的一个小屋里。白山则坐落在一片静谧的湖上。有一天,母亲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与其去山顶上的教堂,还不如自己做家庭礼拜。于是,礼拜天早晨,父母、姐姐、小弟弟还有我便一起坐进两只独木舟,划桨来到湖上一个荒僻的地方,把两只船系在一起,他们朗读《圣经》,唱赞美诗,并感恩上帝的赐福。”后来丹·布朗写作中的大量宗教和哲学色彩大概也离不开儿时母亲的信仰对他的启示。

春天的熊与十二月淋雨的狗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