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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的书法特征与篆书历史以来的发展轨迹

2019-01-24 11:27 未知 我有话说 字号:TT

  篆书之“篆”,《说文》释为“引书”。殷商甲骨文有“引”字,像开弓之形。引,《说文》解释:“开弓也。从弓、丨。”“丨”(gǔn)是上下贯通之意。因此启功认为,“引”是划线、划道。

  篆书笔画单纯,有弧度,有俯仰,有向背,婉转流动,形态圆匀。写篆书,从起笔到收笔,笔锋常在笔画中间,后人名为“中锋”笔法。用这种笔法写字,笔力内含,笔画圆浑饱满,有立体感。篆书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平衡对称。多数汉字的结构并不对称,则要设法平衡。不论是笔画多的字还是笔画少的字,不论是哪种结构的字,都要写得匀称合度,大小相当。

 

  古文字时代,秦朝小篆是最晚出现的一种书体,象形性最低,字形最简化,是篆类书体的终结形态。秦朝以后,历代通行的篆书是小篆。

  秦朝小篆与秦国大篆、西周篆文一脉相承。我们看到,西周金文中“王”、“山”、“又”等字中有描摹的“肥笔”,还有一些摹形的笔画、象形的样态,在秦国大篆里已经看不到了。西周金文中的“点”,秦国大篆已经线条化了。小篆是省改秦国大篆而来,偏旁部件的位置和写法大体固定,结构更加匀称,形体偏于纵势。小篆“笔划的轨迹没有硬方折的,其笔划线条也极匀净”,“图画性减少,而便化的、图案的线条的符号性增强”,“已变成了匀净的线条组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实行“书同文字”,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以这三篇字书的小篆为标准字样(正体字),推行全国。秦亡之后,西汉人习写小篆仍以秦朝字书为范本,直到汉朝人编出新的字书以后,这三篇小篆字书才失传。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三次巡游东土(前219年、前218年、前215年),在六处树立纪功刻石,用小篆书刻铭文。这些刻石,后人皆以立石所在地命名,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芝罘刻石》、《琅邪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历代相传的秦篆刻石拓本,以《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为盛。《泰山刻石》据说出自李斯之手,传世的拓本以明人安国所藏宋拓本为最早,今有文字学家考订,认为安国本也是摹刻本。《峄山刻石》屡为唐人提及,原石毁于唐朝,翻刻本是北宋时依据徐铉摹本上石。

  秦朝的权量之类的器物上,都刻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令,后人称为“诏辞”。采用小篆体,笔画多方折,字形大小不一。元朝人曾误认为这种草率的小篆是古隶。

  秦朝的小篆字体,还见于调遣军队所用的虎符,朝廷铸造的货币文字,权量上铸刻的诏辞。诏版上的小篆,有铸有刻。刀刻者,圆转的笔画断为方折,甚至把横画刻成斜笔;字形忽大忽小,或长或扁;字距有疏有密,纵有行而横不成列。诏版文字出自普通官吏之手,虽是小篆体,却不像秦始皇纪功刻石那样一本正经,所以才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生动变化。这种不甚正规的样态,在当时并无书法价值,却受到当今书法家的喜爱。

  秦朝的文字遗迹,刻石上的小篆字径约五六厘米,是当时的大字,诏版上的文字要小一些。秦简字迹最小,多是古隶,字径约1厘米。

  汉承秦制,以吏治事,文字书写亦沿袭秦朝。西汉选拔吏员,课试的项目之一是书写“八体”,即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的“秦书八体”,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西汉时,刻石铭金多用篆书。《群臣上寿刻石》(前158年)是标记性的大字刻石,笔画有转有折,略显随意。《东安汉里刻石》(前26年)字形偏方,笔画如线刻,纤细圆曲,横向笔画都作两端低、中间高的俯式状。铜器上的篆书铭文,《南越文帝九年句鑃》(前129年)是整饬工稳的小篆体。新莽《铜嘉量铭》,字形纵长,笔画挺劲方折,纵向笔画垂长,结构上密下疏,造成一种强烈对比的形式感。

 

  有两件写在丝织品上的西汉篆书墨迹,特别珍贵。《张掖都尉棨信》是通行关禁的幡信,写在红色丝织品上,行款类似汉印。棨信当是挑在竿上的标识物,字大形长,每字长约8厘米,却用小笔书写,端庄规整,是当时标准的小篆体。《武威张伯升柩铭》写在淡黄色麻布上,字径大约15厘米,字形偏方。起笔收笔,不露笔锋,笔画圆厚。“陵”、“里”、“张”、“升”、“出”、“过”、“所”等字,多了增饰的曲笔,结构不合篆法,也许显示了汉篆的常态。

  东汉时期的篆书碑铭,各有不同。《少室神道阙铭》(123年)与《开母庙石阙铭》(123年)凝重浑厚。《袁安碑》(92年)和《袁敞碑》(117年)宽博端庄。“碑额”篆书几无同者,虽然字数少,能见到丰富多样的汉篆样式。东汉碑刻篆书,还有篆隶杂糅的变态,以《祀三公山碑》碑文、《张迁碑》碑额为典型。

  汉朝小篆还见于货币文字、瓦当文、砖文。瓦当上的篆书最有趣,圆形的瓦当被处理成四等分或六等分的扇形字格,作者发挥了小篆“随体诘屈”的优势,字形不再是长方形,线条盘曲如图案,演化为一种装饰性的美术字样。

  三国时期的碑刻文字,亦有篆书。北方的曹魏政权正始年间(240—248)刻立的石经碑,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书刻儒家经典著作,名为《三字石经》。其中的小篆书,笔画细劲,结体整饬,字形修长,与秦篆略有不同。南方的吴国政权,在天玺元年(276年)书刻了《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皆用篆体,但书法样式颇有不同。

  《禅国山碑》刻在一块硕大的自然石上,原石尚存江苏宜兴张渚镇董山。此碑依循秦汉相传的篆法,笔画圆厚,多曲笔,因石面漫漶损其笔力神气。此碑结构方广,字内空间并不均衡,有长短向背的错落姿态,不如魏国《上尊号奏》、《受禅表》篆额那样严整对称。

  《天发神谶碑》的篆书形态,特点有三:方厚、尖锐、劲折。视觉上,方厚具有体积感和厚重感,向下的尖锐有刺入的动势,劲折使人联想到“如折古刀,如断古钗”,有一种雄强的力量。或许吴人以为,既然是“天发神谶文”,须用怪异的体态相配,以显示神秘性。这种方折尖锐的篆书样式,用毛笔恐怕不能一笔写出,必须经过一番加工修饰。《天发神谶碑》北宋时已移在江宁府南天禧寺,裂为三段;清朝嘉庆十年(1805年)毁于火。

  每字都写出三种书体。其中的“古文”,并非商周时代的古文字,而是被秦朝废除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土文字,所以与商周、秦国文字大不一样。小篆笔画细劲,结体整饬,字形修长,唐朝的悬针篆源于此。隶书与《熹平石经》一致。

  这两块吴国篆书碑,字画一圆一方,面貌相异,书家历来分而论之。若仔细观察,两碑的笔势有相似之处:对称的长垂之笔,都作束腰状的曲势,都有锐尾。而且,《天发神谶碑》上段第15行的“章咸李楷贺”5字,方直化的加工并不明显,样态近似《国山碑》。以此推测,两碑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

  西晋的书风如同曹魏,统一全国太平了20年,“八王之乱”接着是“永嘉之乱”,中原板荡,司马睿南下江左建立东晋,南北分裂。此后两百多年,南北书风有所不同。

  南方的东晋,碑刻墓志不见篆书。到了南朝,隶书墓志也难见到了。南方也有书家能写篆书、擅长篆书,而且创制了一些篆书杂体,所谓“杂体篆二十四种”。篆书杂体,装饰多端,名目虽多,却是仿古的笔墨游戏。北朝的书风比南方保守,沿袭了汉朝以来用篆书题写碑额的传统,笔画有方有圆。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碑额上的篆书以方笔一类居多。当时葬俗盛行埋设墓志,有志有盖,墓志盖上的铭题往往采用篆书,习称“篆盖”。北朝碑额与墓志盖上的篆书,多是美术化的篆书,类似古代鸟虫书。

  唐朝书风极盛,篆书出现了复兴的气象。一些以楷书著称于世的大书家,如欧阳询、颜真卿、徐浩、柳公权,都能写一笔中规入矩的篆书。殷仲容、史惟则、梁升卿皆唐朝隶书名家,兼工篆书。唐代宗亦曾用篆书题写碑额。唐朝刻碑,碑文偶尔也用篆书,而碑额往往用篆书题写,欧阳询篆书《九成宫醴泉铭》碑额,柳公权篆书《圭峰定慧禅师碑》碑额,现在还能看到。

  唐朝著名篆书家当数李阳冰和瞿令问。李阳冰篆书《滑台新驿记》、《怡亭铭序》,笔画带圆见方,很劲健。他题写了很多篆书碑额,有趣的是,《李含光碑》的楷书碑文中,竟夹杂篆书“李阳冰篆额”五字,这是唐碑中少见的例子。湖南祁阳浯溪摩崖所见篆书《峿台铭》以瘦劲见称,具有挺拔的力度,人称“悬针篆”。唐人《说文木部抄本残卷》的篆书样式,接近《峿台铭》篆书样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篆书千字文残卷》,是唐代俗笔篆书,结字松散,书法水平不高,恐是书手的临写之作。

  宋朝士人喜好收藏古代金石拓本,摹勒古文字,为后人留下许多金石学、文字学的著作。研究金石文字的学者如徐铉、徐锴兄弟,以及郭忠恕、黄伯思、薛尚功,他们懂得古文字,熟悉篆书,也是擅长篆书的书家。一些文人书家也能作篆书:黄庭坚曾经用篆书为人题字;崇古的米芾自称“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宋朝书家只是偶尔作篆书,大多限于门榜题额之类,存世的篆迹较少。

  宋朝国子学设有书科,要求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画科学生也要“书篆字”。而且,书画两科学生都以《说文》为课本,学习古文字。南宋初年,高宗赵构曾经说:“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唯钱塘吴说,篆法唯信州徐兢。”这位擅长篆书的徐兢,就是从书学生培养出来的书家。

 

  元明两朝,篆书依旧用于碑额、墓志盖,以显示庄重古雅。赵孟所题《三门记》、《仇锷碑》碑额篆书,有墨迹底本保留下来,结字稳重雅致,笔画匀净,可谓“婉而通”,但少古朴之气。书画家题写卷册引首,也用篆书。赵孟、文徵明都写过《篆书千字文》(文徵明所写一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用笔露锋,结字不能整饬。

  宋朝以来,书家往往长于楷、行、草三体,疏于篆书。即使一些书家留意篆书,却以失真走样的字书、传刻的帖本习篆,故不明作篆的古法,用笔往往挑踢顿挫,所以笔画不能沉实,结构不能弥满,徒具篆形体而已。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兴起,商周铜器、秦砖汉瓦、汉唐摩崖碑刻发现日多,人们得见许多古代篆书遗迹,眼界大开。学者得先机,陶染其间,或取法秦汉刻石,或师法唐朝李阳冰,篆法则遵循《说文》。洪亮吉、孙星衍、钱坫是当时善写古篆的佼佼者,虽然用笔、构形各有不同,却都是笔画匀净,结字工稳。

  平民书家邓石如善作篆书,铺毫行笔,稳稳导笔,疾徐微变,节奏有致。舒展自如的笔画,转中带折,笔笔浑厚。结体平正中见错落,紧密中见疏放,参差与整肃,相互映衬。字形纵长,凝然有姿态。

  清朝后期,吴让之、杨沂孙、徐三庚、赵之谦都是擅长篆书的胜手,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邓氏的启发和影响,又能各开生面。

 

  清朝书家崇古的劲头十足,他们溯流穷源,不但追踪秦汉小篆,还要上溯先秦时代的大篆。清初以来,书家崇尚《石鼓文》,喜好临写。八大山人所临《石鼓文》,用笔畅,写意足,多露锋,笔画不如他的行草那样浑厚。黄易临《石鼓文》,平稳秀丽,但欠沉厚。清末的吴昌硕取法《石鼓文》所写篆书对联,气势雄强,变结构的平整为错落的斜势,字形取纵势,笔稳气厚,别具一格。

  清朝一代,自学者而书家,锐意篆书,风气之盛,成就之高,超过宋元明三朝。足可比肩唐人,追攀汉魏。(来自小雨谈书法)

责任编辑:华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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